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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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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健(1877—1929年),字舜卿,今六枝特区新场下官寨人。

安健先生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坚定的左派,贵州省最早致力于民主革命的著名人士,少数民族中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先后被任命为讨袁军贵州司令长官、大元帅府参议、川边宣抚使、大本营咨议及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党代表等职,积极主张于共产党亲密合作,成为孙中山先生处理革命事务的助手之一,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作出了一生的奉献。可谓我国彝族民主革命的先驱,他的一生业绩卓著,已列入《中国名人录》。

1877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生于郎岱厅羊场巡检司凹乌底(今六枝特区牛场乡下官寨)。系彝族土司后裔。“其先祖为水西土司,自蜀汗建兴三年,健之远祖,有从武侯佩三珠虎符征讨南蛮者,得赐土著姓,至今千年有余。”是彝族中的旺族。其族祖奢香夫人,在明朝洪五初年,对稳定贵州境内局势,沟通内地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我国西南各族人民中杰出的人物。

在青少年时期,安健除常闻父辈讲述有关奢香夫人的轶事外,他三哥还常将亲身经历的1883年抗法战争中的所见所闻讲给他听,最为触动他的是打了胜仗,还要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定了不平等条约——《中法新约》。一次,他问三哥,为什么打了胜仗还要割地赔款?他三哥解释不了。只能徒增慨叹。此外,安健自幼与乡人邑生彭文治相善,而深受其“平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于清末年间,因愤清政府官吏的鱼肉百姓相商于彭,辄欲起兵抗清,但文治认为时机未至而止。安健痛恨轻政府的黑暗统治,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常常溢于言表。

安健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在家读西席。1897年考入安顺府学为诸生(即秀才)。以后他经常往返安顺、贵阳之间,结识了张百麟、黄佛青、方竹君等贵州民主革命的先进分子。由于接触了西方先进思想和新文化,他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以及外患日深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否则,中华民族将无以生存。于是毅然抛弃家庭对其企望至深的科举仕途,去寻求救国之路。

其实,安健的父亲和三哥都已去世,由四哥当家。他把自己的想法和抱负向四哥谈后,四哥怒不可遏,认为这是“离经叛道”的大逆 行为,极力阻止,并立即把他囚禁在窗子洞里,派家丁严加看守。安健把自己的情况说给看守听后,得到了同情和支持。在一个寒东的夜晚,在看守的帮助下,几经辗转安全到了贵阳。

在贵阳,安健由结识了先进分子钟昌祚、周培艺等。他们在一起商讨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反对清政府的问题。这时,他的思想更为进步,革命意志也更加坚定了。后来,他和朱焯、王度、方策等主持成立了“友谊会”,其他革命团体一道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图谋发动革命运动。

《辛丑条约》签定后,清政府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帝制政权,从1904年开始,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以日本为主要派出地。大批有志的青年到达日本后,受到一些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中国才有希望,才能救中国。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和大部分革命青年一样,安健于1905年5月离开贵阳,去上海乘轮东渡日本。

安健到达日本东京后,住在中国留学生聚居的神田区。这里不仅位于市中心,交通十分便利,同时又是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宣传中心地区之一。从此,安健深受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深刻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黑暗和列强在我国划分势力范围、妄图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偌大中华,真是外患日深,国无宁日。只有象孙中山先生讲的那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才有可能拯救中国。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先生莅临东京,假清风报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入盟者大千余人。安健毅然首批加入,同时加入的还有平刚、漆运钧、拓滨、杨荩诚、于德坤、朱佩霖等十几位贵州籍留学生。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了于德坤为同盟会评议员、平刚为贵州分会会长。在当时入盟的西南会员中,仅安健一人是少数民族。

安健加入同盟会后,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他一面经常以通信的方式向留在贵州的革命者们灌输革命思想,提出贵州革命者应“标榜平民主义与贵州主义相对抗,屹立贵州革命之基础”。一面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多次旨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以前,由于安健是彝族,特别对西南少数民族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他多次奉中山先生之命,被派往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参加过钦廉之役、河口起义、广州起义等。虽几经失败,并曾受伤,但皆能顽强拼搏,其精神颇为孙中山先生嘉许和同盟会员称赞。

1907年,贵州自治学社成立时,安健应邀加入。从此,他担任了同盟会与贵州方面的联络工作,成为同盟会与贵州自治学社之间的联络人。

1910年,在全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情况下,孙中山先生指示在东京的同盟会员“各回本省运动革命以壮声势”。因安健负责联络工作,则留在东京,平刚等人返回贵州领导革命。

1911年,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全国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达到高潮的一年。贵州自治学社也加紧筹划革命起义工作,为此,要求在日本与同盟会总部联络的安健及时转告同盟会的意图。安健经与同盟会总部联系后,秘密函告自治学社:“同盟会在广州失败后,将有事于长江。”敦促当时在贵州自治学社的负责人张百鳞等作发动武装起义的准备。此时,安健在日本使命已不仅仅限于“传递同盟会内外情况,负责报告会务及传达命令之责”,而是积极协助孙中山先生指导贵州的革命活动。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史称“武昌起义”。当前的自治学社社员陈纯斋先生的文章很能说明问题:“到了安健下达先生命令,即待命响应起义。当时阻挠革命进行者,为如下各种恶势力:、、、、、、、但革命力量仍冒死奋斗,积极发动起义以响应武昌,由安健报告于总部,请先生转陈。”由于安健于贵州革命者的共同努力,贵州于11月4日光复。

同时,安健还在当时的日本、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上海的报刊上,有“土人安健之文章震惊海内”之说(当时由于对少数民族的极端歧视,故称安为“土人”)。为此,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惧和仇视。清政府曾下令通缉捉拿,并指使当时贵州省郎岱县的统治者,派人将他的老家烧毁,还威逼利诱安健的家里人,迫使安健放弃革命,又许以官爵等。但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的意志。

辛亥革命胜利,国民成立。贵州光复,孙中山先生派安健回国到贵州指导工作。抵达上海后,安健与自治学社负责人钟昌祚、刘荣勋回合后,于1912年1月下旬从上海绕道这时,由于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幼稚,使耄老会、宪政会力量得到保全并有扩展,其头面人物还高踞于革命政权的要害位置,乘黔军援川、援鄂,贵州革命力量空虚之机,宪政会2月2日突然发动政变,杀死掌管贵州军政大权的五路巡防总统、自治学舌社社员黄泽霖等人,枢密院长张百麟被迫潜逃他方。“二、二”政变后,宪政党人感到很难稳定局势,于是派戴戡到昆明,请求滇军入黔协助维护政局。

这一阴谋被途经云南回黔的安健、钟昌祚、刘荣勋探悉,预感到滇军入黔必使贵州革命党人遭到巨大摧残。于是三人不辞劳苦,四处奔走,企图阻止滇军入黔,为维护贵州辛亥革命的果实作了忘我的斗争。但最终未能见效。

唐继尧率军入黔后,在贵州旧势力配合下,以武力解决了贵州军政府,对以贵州自治学社为主的革命力量进行残酷的镇压,造成贵州一片白色恐怖。孙中山先生十分关注贵州发生的事变,他通电贵州省议会、云南察锷及唐继尧,令滇军回滇,黔军返黔(指援锷黔军)。

安健等人回到贵州后,才知道革命党人已被打散,但他们并未被吓倒,到安健老家郎岱组织社会党,准备与以刘显世、戴戡为首 的贵州旧势力和滇军作斗争,认为“非此,固不足以削贵族之专制也。”2月23日,安健会到下官寨老家,向族中佃户宣布“三年不交租。”钟昌祚、刘荣勋经坡贡、镇宁,2月24日到安顺。3月6日,军阀刘显世即密令管带张卓清将钟昌祚杀害,刘荣勋流亡。

安健得知钟昌荣在安顺遇害,并探知滇军在贵阳大杀自治社党人。安健悲愤,辗转到上海。但他并未因此放弃革命,到上海后,他通过贵州通讯处印了《安健告同胞书》,揭露滇军与宪政派祸黔罪行。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几个政治组织,于1912年8月25日在百平建立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安健随即参加了国民党。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4月26日,“宋案”公布。真相大白,全国哗然,早先以为“欲治民国”、“袁总统适足当之”的孙中山先生,这时看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兴师讨袁。

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张百麟召集出避在外从事革命的黔籍同志安健、凌宵、席正铭、戴宝辉、王度、王宪章、李元著等,在上海举行会议,传达孙中山先生密令,讨论如何开展反袁斗争。会上决定:“方式策略不变,惟纲领改为:推动时代,开化地方,引领青年,唤起民心,内外相从,共图贵州的事业。坚决追随孙中山先生,完成国民革命。”他们商议,一方面设法瓦解唐继尧的阵线(此时唐附袁),同时加强与苗胞的联络。使其成为将来起义的组成力量。孙中山先生听完贵州同志的汇报后,十分高兴,指示:“大家从贵州出亡,是逃难,对中央来说,是增强革命力量。应以愉快的心情,努力参加这个运动。将来革命成功,贵州将传檄二定。你们这个纲领很好,分告同志努力。”

过后不久,因被袁任命为广东都督的龙济光系云南蒙治的彝族,与安健有姻娅关系,孙中山先生派安健到广东去说服龙济光,使其参加反袁行列。安健在劝说龙济光反正无效的情况下,转而争取到龙的部下龙鸣阶、孔陶安二人投靠孙中山先生。安健回到上海后,将广东的情况向孙中山先生作了汇报。

由于安健是彝族土司,孙中山先生多次派他到广大彝族地区开展工作,发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起来斗争。由于安健的努力,也因为滇军和宪政党刘显世等“以残杀示威”,威宁、水城地区少数民族奋起反抗,安桂林等“率众抗拒,声势汹汹”,“蚁集蜂屯,扼要抗拒。”唐继尧在《复国务院请祥查安匪桂林赴京渎电》中对安健在水西少数民族起事中的作用有所说明:“该苗民代表安健与桂林同族近枝”,“安健等特匪为匪党煽惑,动以种族之说,以至赴京上渎,所称骚扰需索各节,肤诉不足深辩。”刘显世说得更清楚:“将各匪逐一研究、、、、、、谋复孙文即位。”

1914年5月,安健自香港移居日本,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并亲自书约,盖红指印表示决心。9月1日,孙中山先生发表宣言,通告海内外,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所有国内外国民党组织未解散者,“一律改组成中华革命党”。安健积极参加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的工作。鉴于过去组织松散吃了大亏,孙中山在此之前,对革命党的组织成员进行了分析,安健被排列在重要人员之列。

1915年,袁世凯公开叛国称帝。

面对袁世凯疯狂的复辟活动,中华革命党于1915年1月1日在东京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大会,孙中山先生发表《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罪行,表示决心“援率义旅 ,誓垧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于吾国民更始。”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凌宵、杨荩诚、席正铭等皆东渡出席。会后,大家推举安健为贵州中华革命党军事行动负责人,孙中山先生同意并任命安健为中华革命党贵州讨袁军司令长官,拨款五千元作为活动经费。由此可见安健在当时贵州革命党人中的地位和声望,以及孙中山先生对安健的信任和重视。

安健任职后,即经澳门到广州,与朱执信等积极领导西南地区反袁革命活动,并通过陈其美取得孙中山先生的指导。在广东的粤、滇、黔革命党人作了分工,“其他组织,即为以粤人联络国防绿林,滇桂黔人联络其本籍之客军。”同时,为了更好地协调滇、川、黔三省革命党人行动,安健等会集三省负责人订立《中华革命党滇、桂、黔三省之协约》,达成九条协议,强调:“协约三省,一切行动,应服从本党总理之命令。”可见安健对孙中山先生之忠诚。

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并未因此趋于平静,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省军阀割据,安健不屑为伍,1917年初,在上海与同族人余达父等创办《斯觉报》,宣传革命,鞭鞑军阀。

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组成军政府,孙中山先生被推选为大元帅。安健于9月29日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军政府)中将参议。成为孙中山先生处理西南,尤其是贵州方面问题的得力助手。有从贵州初到广州的志士,见到孙中山先生,先生辄为介绍安健,足见孙中山先生对安健的器重和信任。

孙中山先生就任大元帅不久,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向西陲扩展革命事业,组织西南少数民族参与护法,于11月25日委任安健为“川边宣抚使”,驻于康定。安健毫不犹豫,毅然前往就任。在其任职期间,不顾道路艰难,气候恶劣,以及路途盗贼出没被劫的危险,跋涉千里,深入到金沙江畔,大小凉山的藏、彝少数民族聚居地宣传革命,促进民族团结,组织发动众多的少数民族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1927年7月返回广州,就任大本营咨议。

安健在川边任职期间,两次向孙中山先生写信汇报工作情况。尽管当时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务,但他对安健的来信十分高兴,并且很快给安健复信。在复信中指出:“川边地广产饶,为西陲屏藩。若能处置得宜,设法拓展,联络本地边民,结之以诚信,示之以惠爱,泯其猜忌之心。然后从事规划,兴办实业,开发交通,则将开发展,讵有限量。”对于为什么要派安健到川边,川边工作对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孙中山先生在信中也直率地作了说明:“此时长江沿海地域,民性皆甚柔脆。惟边民坚朴诚挚,刚毅有为。能团结其心,使为我国,则虽遭危难,皆可不变,兄于彼方情形知之有素,此次又任劳前往,尚望毅力进行,始终不懈,则所期望于兄者正甚远也。现在国事未定,欲求澄清,仍非吾党力鹰艰难,以根本解决为己任不可。冀兄与诸同志共勉之。川边交通不便,与沪又相距过遥。兄进行之事,望随时与川中诸同志商酌办理,庶较为使捷。”字里行间流露出孙中山先生对安健的信赖和嘱托。从信中,可以窥见三中山先生和安健之间,不仅是上下级的关系,也是真挚的战友关系,否则孙中山先生不可能如此直率地将自己的心情、包括此时的中华革命党人中,孙中山先生直接通信者并不多,更何况在短期内两次复信,如此坦露心情,就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对安健的重视。曾亲笔题词:“天下为公”的横幅以赠。

1923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先生迅速完成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同时,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创办黄埔军校,为北伐作组织和干部准备。对孙中山先生的这些重大实施,安健无不竭诚拥护和积极参与工作。这时廖仲恺先生任广东革命军政府财政部长,安健协助其工作,不仅积极参与革命经费的筹措和经营,而且还参与了组织革命武装力量的工作。当时革命经费十分困难,安健掌管的一段时间,分文不苟,从不循私。以济革命急需。同事们称赞说:“人家是干革命拿钱,而安健是拿钱干革命。”此外,安健还亲自前往贵州,动员和挑选了百余名各族青年,送到黄埔军校,沿途的费用几乎全由他个人负责。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因病逝世。北伐的筹备工作,仍在积极进行。年底,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同志,为了加强北伐的准备工作,对国民革命军,特别是滇、黔、桂部队官兵的团结教育工作极为重视,指定周逸群、李侠公等同志出面组织“西南革命同志会”,在广州大佛寺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左、右两派此时已泾渭分明,安健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坚定站在左派一边,参加这次大会。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力图破坏这次大会的召开,指使邓文仪、贺衷寒、寥兵等采取下警告、混进会场开枪、起哄等手段破坏会场。何应钦出席了这次大会。安健目赌这些丑行,十分愤怒,指责何应钦出席大会中途借故退场的行为,是同右派分子同谋,与右派是一路货色。大佛寺事件不久,安健由广东回贵州视察。当时贵州国民党党员傅启运、程毅、梅重光、张华封等人在贵阳创办《国民周刊》,宣传三民主义,安健即请傅等人以该刊为基础筹办党务。广州国民党中央根据安健的建议,派遣方策为国民党贵州党务筹备出主任。为在黔军中组织百伐力量,安健四处奔走忙碌工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百伐。在安健的耐心劝导下,黔军彭汉章部接受广州革命政府领导,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彭汉章任军长,安健任党代表。由于王天培、彭汉章等接受国民革命军任命,也因为安健等人的劝导,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亦接受广州革命政府任命,担任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

第九军辖贺龙、杨昌其两个师。贺龙任一师师长,周逸群任党代表。安健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与周逸群等共产党员合作得很好,因此,尽管该军成立较晚,出师北伐后,同其他各路北伐军一样,英勇善战。

北伐军的声势,震惊全国。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全国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吓坏了国民党右派。

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集团也公开背叛了革命,屠杀、镇压共产党人、革命进步人士以及工农群众。安健这时正在武汉,亲眼看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式为之破坏,非常气愤。为捍卫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安健团结在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中,与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进行斗争。

在这乌云压城的情况下,安健经过考虑再三,于1928年冬悄然离开武汉。经广州、香港、河内,到达昆明。安健到达昆明的目的,是想借助同族人龙云(云南省政府主席)之力,再联合两广的力量共同反蒋。这正是1908年春孙中山先生曾亲自规划的“取河口进攻云南,以吾党之根据地…… 而革命军之根本固”的革命战略方针。但遗憾的是,安健的这一远大理想终未能实现。

由于安健是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国民党元老,他的悄然离开武汉,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震动。为此,蒋介石为掩人耳目,也为了离间国民党左派力量,一再电请安健去南京“共商国是”,并请安健出任交通部或外交部次长,但均为安健严词拒绝。后来在安健的记事本中,发现有两则纪要,内容都是一样:“接蒋介石电,电复断难从命。”蒋介石见安健拒不从命,恼羞成怒,转而用快邮代电对安健进行通缉。不管蒋介石来软的硬的,安健就是不理不睬。他说:“我就是不做蒋介石的官。”其实,他对蒋介石的不满,是早从廖仲恺先生不幸被刺后就开始的。

1929年初,安健赠余达父的对联:“革命未成功,齐家勿忘治国;讨逆须用我, 鼓以代弹琴。”充分反映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同年6月,安健联络正在云南的黔军四十三军军长李晓炎,在龙云的支持下,李率部将黔军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周西成打败。李晓炎任省主席,安健任省政务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但是,由于军阀劣性,相互争夺。不久,李晓炎又败走昆明。

据田君亮同志回忆,安健在任民政厅长期间却得到很好的好评。在他离开贵阳前夕,还召集部属人员进行了一次讲话。他首先告诉大家,他就要走了,希望大家不以他个人的去留为念。他说:“你们办事,不是为了安舜卿,而是为了民众,一定要为百姓办好事。”这说明安健为人光明磊落。一不为个人名利,二不为做官,而是为了人民大众谋利益。

这次军事失败后,使安健未能按照他的初衷,一展他的抱负,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同年8月,他回到昆明后,发起“关系西南方面民族文化的《圣会》”,未达到目的。终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0月12日上午10时病逝于惠滇医院。终年52岁。

安健逝世后,龙云隆重地为他办理丧事,并资助他的家人,将灵柩运回贵州,安葬在郎岱家乡。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于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26日,以“追悼安舜卿同志筹备会”之名,先后电请中央明令表彰,从优抚恤。后经同盟会诸多会员力争,国民政府批准,追赠安健为陆军上将,以从优一等抚恤外,并将安健故里上官乡命名为舜卿乡。

纵观安健先生一生,可以说是忠实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愧为中国彝族民主革命的先驱。,1985年11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重修安健墓,并公布安健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4月修葺竣工,省、市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人士参加了落成典礼。六盘水市人民政府赠以:“怀壮志拯神州追随孙革命华夏风流千古传颂;挽狂澜砥中流讨袁镇恶彝家英杰万众钦崇”的挽联,正是对安健先生一生的缩影和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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