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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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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民(1914—1949年),贵州兴义佳克乡人。这里是滇、黔、桂三省交界处,又是贵州军阀刘显世和后来国民党军政要员何应钦的老家。封建军阀势力十分强大。

刘安民少年时代,正值旧中国军阀混战,烽烟四起的乱世之秋。连年不断的兵燹匪乱和沉重的政治经济压迫使得广大贫苦群众不堪其苦。这一切,在刘安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兴义,沿途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惩办了一些罪大恶极的乡绅土霸,对穷苦群众则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从这时候起,作为中学生的刘安民开始对共产党、红军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1936年,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刘安民毅然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运动的洪流中。在思想上受到兴义年轻的进步知识分子贺朗特(巴丁)和魏雷隆的影响,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

1938年秋,作为刘安民的良师益友的贺朗特、魏雷隆等人相继赴革命圣地—延安,刘安民回乡任小学教员,先后在戈备、白碗任教。

1939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场上的失利,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西移,蒋介石为了实施对贵州的全面控制,在黔推行所谓“新县制”,“清理土地,厘定地价”是“新县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国民党贵州省财政厅土地呈报处受命在贵阳黔灵山举办“全省土地测量培训班”,刘安民于1940年春考入该班第二期,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从郎岱岩脚来的王永武,同年秋,刘安民结业后分到贵阳市郊及安顺—水城一带搞土地清理、测量工作。

1946年12月,刘安民成为国民党水城县田粮处正式职员。1947年5月,提为代理科长,旋即为科长。在水城期间,他因姻亲关系结识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危险分子”的进步人士—水城中学校长李晓天(即肖奇富)。彼此志趣相投,视为知交。1947年7月,李晓天在贵阳与我地下党员顾希钧等接办《力报》事务,刘安民通过赫章一位朋友的关系帮助报社等办过一批急需铸字铅块,通过李晓天的关系,他还与贵阳的李思齐及马怀麟等有过交往。

1947年9月,《力报》被反动当局查封,李思齐、顾希钧被捕,李晓天遭通缉。迫于当时的险恶形势,刘安民以治眼病为由向上司告了长假。就在这一时期,与佳克仅一水之隔的云南罗平钟山、板桥一带,共产党的活动一直比较活跃,到了1948年4、5月,在地下党罗盘区委的领导下,罗平的反蒋武装斗争逐步公开化,至5月底止,敌人曾先后两次派重兵扫荡钟山、板桥等地,钧被我党领导的反蒋自救军和游击队击溃。罗平反蒋武装斗争根据地初步巩固。江底河西岸发生的一切,对刘安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夏初,他设法通过哨卡,来到了罗平根据地的中心—中山乡清水河。在一位熟人的引荐下(江底游击大队队长王美珍)经审查后,他获准进入共产党罗平县委举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这里学习三个多月的时间,使他进一步了解我党关于目前形势、任务、武装斗争等方面的策略、方针。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也有了初步认识,并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1948年6月经中共罗平县委书记、训练班主要负责人朱希敏和钟山乡乡长陈忠弼介绍,刘安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夏末,刘安民在训练班学习结束,党组织考虑到他对水城、郎岱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有一定的社会活动基础,因此,决定派他回到贵州,利用各方面有利条件,秘密发动群众,组建革命武装。此行虽艰险异常,刘安民则欣然地接受了任务。很快辗转回到水城,并以眼病日重为由向上司提出辞职休养。获准后,于金秋8月携妻儿迁到郎岱县岩脚镇居住。

岩脚地处织(金)、普(定)、郎(岱)、纳(雍)、水(城)五县结合地带。是当时郎岱县北部的重要商业、交通集镇。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消息灵通,且有农民武装反暴斗争的传统。早在1942年,岩脚人唐逊虞在此组织过上千人的农民暴动;抗日战争时期,我地下党人龙树黔也在这里宣传过抗日救国,传播过进步思想;1946年春,共产党员罗朝良受党的派遣从延安回到安顺、岩脚活动。显然,以岩脚为中心开展武装,有着较为理想的条件和基础。

刘安民到岩脚后,与老同学王永武(岩脚游击武装负责人)取得联系,通过王的引荐,刘安发结识了喻忠诚、傅应祥、宋崇书等骨干。为保持联系,还指定一位同志为王、刘之间的联络员。在此期间,刘安民还同李晓天等老朋友恢复了联系。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民心丧尽,已有大厦将倾之势。为了垂死挣扎,挽回败局,便在“国统区”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财、民力;大肆征兵、征粮、征款,搞得民不聊生,穷困山区更是怨声载道,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刘安民就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以王永武的岩脚武装为基础,通过喻忠诚、李茂才等一批骨干,在织普郎纳水边区秘密发展革命武装。刘安民、王永武曾在龙洞屯、大坡上等地多次召集各路武装骨干会议,对其活动进行具体的安排部署,他不顾个人安危,翻山越岭,深入到龙场、黑塘、六枝等地活动,并暗中与岩脚镇进步人士黄冠雄、饶景凡等来往,动员他们参加活动,这些曾一度为驻岩脚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所注意,只是由于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而作罢。

1948年12月底一个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夜晚,刘安民、王永武、喻忠诚等在碓窝冲宋崇书家中召开了有20多名骨干参加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各路武装实行统一指挥。负责人进行分工,刘安民负责政治工作,王永武、喻忠诚负责军事工作。会议还明确了目前主要任务是继续发动群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款)进一步发展壮大队伍,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岩脚作为立足点后,公开出旗号,与滇东北的反蒋武装斗争相呼应。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大家的情绪高涨。为明心迹,20余位战士顶风冒雪,一起来到寨后的百年古树下歃血盟誓,竭力同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为隐蔽的革命活动所需要,刘安民设法通过上层的一些朋友关系在郎岱县城谋一公职。1949年元月30日,他便接到了“郎岱县政府助理秘书(负责办理特种会报)”的任命书。虽然只是挂个虚衔,又以眼病为由未曾赴任,但“会报秘书”这块牌子足以震慑那些早就想找他岔子的军警特务。有此身分作掩护,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就在刘安民等积极地以岩脚、营盘为中心,在五县边区进行秘密武装反蒋活动的同时,郎岱县城周围的革命武装也准备在郎岱县城燃起革命的烽火。

1948年8月,地下党黔北特委书记(后改为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就先后派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王舍人、刘永回郎岱,同关岭的地下工作人员兰华富共同在郎岱、关岭一带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开展敌后武装斗争。1949年初,王舍人、刘永与营盘武装负责人喻忠诚取得联系,商讨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问题,攻打郎岱县城,喻随即把情况向刘安民、王永武作了汇报,经过认真考虑,刘、王、喻决定派出队伍,配合郎岱方面的行动。

1949年2月底,在长岭岗召开的最后一次策划郎岱暴动的会议,会议决定各路武装于3月2日前到长岭岗集中,准备攻袭县城。根据这一情况,刘安民、王永武、喻忠诚等主要负责人在龙洞屯紧急碰头,嗟商具体行动方案。并决定:由喻忠诚率云盘、梅子关武装为一路,王永武率岩脚武装为一路直接参加攻城行动,刘安民、傅应祥、黄冠雄等人留在岩脚,若暴动成功,则主力回师岩脚,解决国民党岩脚区署及保警中队,然后公开打出旗号。3月1日,喻忠诚一路先期抵达集结地,2日夜,王永武一路也从岩脚出发。出征前,刘安民还亲自和王永武一起检查战前准备情况。

3月3日拂晓,正当岩脚武装还在行军途中的时候,郎岱暴动就已开始了。在一片“打倒蒋介石,人人有饭吃”的怒吼声中,我暴动队伍300余人冲进城内,直捣国民党郎岱县政府和县法院。县长钱文蔚仓皇逃窜,几乎当了俘虏;法院院长及十几名推事被生擒。后因我们弹药渐缺,又无后援,敌人组织力量疯狂反扑,暴动队伍被迫撤出县城,结束战斗。

3月3日傍晚,刘安民在岩脚得知攻城暴动失利,敌人正在进行大肆搜捕和血腥屠杀,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到明理(现羊场)一带通知留下的同志迅速转移,回镇后又去黄冠雄处商量应敌之策,认为他们身分特殊,敌人可能不会发觉,直到夜幕降临他才回到家中。

郎岱暴动也使岩脚的敌人惊惶万分,保警常备中队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岩脚反共联防办事处主任何继尧早就对刘安民的身分怀疑,刘安民的一切行动都被其秘密监视着,特别是(三月三日下午)刘安民傍晚从乡下回来时头上突然出现的白布帕,使他进一步认定这是一个危险人物。于是,一封密告刘安民、黄冠雄行为异常的信飞报郎岱县城,深夜,何继尧就收到了郎岱县长钱文蔚给他的密令。大意是:速将刘安民、黄冠雄、饶景凡三人分别缉拿,就地枪毙,缉拿王永武、喻忠诚等归案法办。

春寒料峭,夜色茫茫,刚刚躺下的刘安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起。“刘秘书,借你家板凳打麻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门,门一打开,几支乌黑的枪口立即逼住了他,敌人下手了,面对着冰冷的枪口和几张虎狼般的狰狞面孔,刘安民镇定异常,回过头去向哭喊着的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儿子用深情的目光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昂然而出。

1949年3月4日凌晨,刘安民被杀害在岩脚街头,就义时35岁。葬于岩脚镇东的山王庙半坡(今“烈士墓”地),岩脚区为其修墓,立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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