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所以具有方法论意义,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民族工作的历史内涵紧密相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切民族工作都紧紧围绕着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和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奋斗目标展开。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强调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明确少数民族群众的要求,“反对民族间一切歧视不平等的待遇”。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其中蕴含着“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政治理念。如,红二十五军赠予宁夏西吉县兴隆镇陕义堂清真寺“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匾,广西右江瑶族、壮族、苗族群众及琼中黎族群众传唱至今的红色歌谣等,无数红色遗产见证了各族人民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深度交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法论意义,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工作组织原则与行为原则。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唤醒个体的“人民”意识来激活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这既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路径,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取得最终革命胜利的力量之源。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近代以来各族人民“保家卫国”的实践摆脱了无序的自发状态,并演变为一种基于中华民族认同的社会忠诚,而且带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革命。也正是这种社会忠诚和价值革命,促进各族人民在血与火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谱写伟大革命的壮丽篇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充分体现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内涵。195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三十五条规定,“克服各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互渗透,为各民族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构筑了可靠的制度平台,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广大人民群众满怀激情,欢欣鼓舞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法论意义体现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社会实践智慧。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贫困的边疆地区或山区,各民族之间在经济和文化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受到较大程度的制约。改革开放后,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而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推动各族群众逐步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明确了路径遵循。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共圆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核心话语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理论价值,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方法论意义,不仅在于拓展和深化了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根基,而且为我们的价值肯定和理论自信提供了源头活水。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法宝。人民作为共同体的原型,代表一个国家的全体社会成员,并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正确性和典范性,这为个体的自我归类提供了共同的、具有相似性的特定品质。中国共产党赋予“人民”丰富的政治内涵、价值伦理和规范体系,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紧密联结的政治基础。在这样的共同体里,各族人民以共同的政治目标为纽带而联结起来,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现实的共同体之中,尤其是在政治共同体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坚定了各族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信心和决心,也从现实层面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根本性问题。

其次,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基于共同价值认同的团结机制。可以明确,民族共同体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个体行动的集合体,共同的规范和价值与个体的自我认同以及“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等认知问题紧密相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是特定时空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追求和现实诉求,有助于推动个体从自我的意义根基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最高层次的政治象征,是比个体更充分、更实质性的体现,具有重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功能,这也从现实层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重要性问题。

第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实践智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循序渐进的基本法则。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各族人民经历了政治交融、文化交融、经济交融以及心理交融不断深化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互动特征,并把不同的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场域,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循序渐进的基本法则意味着既需要坚持政治认同的核心地位,还需要巩固经济层面的物质基础作用以及文化层面的心理互嵌功能,同时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价值理念在精神家园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最后,百年历史经验还揭示了“道路”的选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基石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基层民主活力增强,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得到全面贯彻,人权得到更好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在国家与个体之间构建起了一种立体性的政治传输路径,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优势,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提供了道路保障和制度保障,这也从民族工作层面回答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重要性问题。

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方法论意蕴,构建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新范式和新格局,应成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一种新取向。

一是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深入挖掘和凝练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智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基于本土经验的学术基石。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智慧,既是特定时空背景下各族人民的理性选择,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挖掘和凝练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智慧,不仅有助于拓展和深化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主体性、反思性和能动性,而且有助于检验西方经典理论与我国本土存在的偏差,揭示其理论的局限性,进而坚定我们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

二是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在对象层面向复杂社会结构、动态因果机制等纵深领域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全体人民的整体社会福祉。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聚焦于社会结构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推拉动力,探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为促进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提供可行性路径。这也进一步要求分析经济、制度、社会环境等因素如何在不同层面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动力作用,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探索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科学路径,集中分析社会结构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次影响。

三是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为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提供科学的学理支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涉及历史、文化、经济、社会习俗等诸多要素的相遇、碰撞和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客观认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正视民族关系客观存在、具有普遍性复杂性以及当前中国民族工作面临的特殊情况、特殊问题,同时还需要以新时代的制度优势为现实根基,通过宏观性和全局性的实证分析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系统性阐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逻辑、道路逻辑、制度逻辑以及法治化逻辑,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充分的经验研究支持。

四是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学科本质。从学科起源上来讲,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属于一门以研究“异文化”为起点的学科。在早期对“他者”的描述中,西方民族学不是维护人之价值和尊严,相反却成了西方世界发动战争、四处掠夺以及进行殖民统治的知识基础。尽管后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并没有改变深陷其中二元对立的伦理缺陷。中国经验表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从学科角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有助于把文化的多样性纳入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突出“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在文化实践中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西方民族学“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主体问题。作为方法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求加强提炼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工作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新时代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为“人民”谋福祉的学科的本质。